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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9 23:49:41

《英大金融》专访王国刚所长:理论研究即是寻道与论道

马力:苏慧婷 

来源:英大金融杂志

王国刚,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等职;近年主要从事货币政策、金融运行和资本市场等相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著作40多部,论文900多篇;主持过近百项科研课题,其中包括省部级重大、重点课题30多项,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30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奖。

理论研究是什么?王国刚略加思索后的回答是:寻道和论道。“道”为何物?道乃规律、机制之理,行为之路。要寻道,先要识道,由此,就有了寻道人和论道人,这便诞生了理论研究者。

北京的春天,人间四月天。这位社科院老所长正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教室给同学们上一堂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课。

王国刚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之路是漫长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国营百货商店、国营食品商店和国营菜场等,每日也有买卖交易,但是否存在市场经济?买卖交易是‘市’,但并非一定有‘场’。市场经济中的‘场’,乃是‘道’,即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如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之道的证券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对中国来说,依然任重道远。由此可以断言,在未来的发展中,‘道’的探寻还将延续,也还将有更多更优秀的成果持续问世。”

“我觉得王老师在传道,基本概念讲得特别清楚。道是基础,把大家的基础夯实了,就跟建楼一样,才能在地基上想建什么就建什么。”一位同学感慨道。

从工农兵傻小子朦胧涉世到象牙塔书呆子苦苦求学,从考入人民大学不懈奋斗到进入社科院漫漫求索,王国刚的人生历程就是不断寻道的过程。“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重任。”随着和王国刚的深入交流,一个寻道者的故事也渐渐清晰起来。

最初探索,打开学术之道

有两件事改变了王国刚的人生轨迹。第一件事与“启蒙”和“初心”相关。“1971年,我从福州启程,到福建龙岩特钢厂报到。我还不足16岁,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正是向老师学习的年纪,所以,我一边工作一边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读书学习。”鲁迅曾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这使王国刚明白了时间的珍贵。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王国刚了解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厂里的工会领导知道了我在读《资本论》后,鼓励我在工人夜校讲讲,我花了几个通宵准备第一堂课,但在讲台上依然不知所云,令我第一次有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痛感。尽管如此,工人弟兄们还是鼓励我,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师。”王国刚深刻领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切含义。

1975年,福建师范大学派了一批师生去龙岩特钢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大会主题是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等到王国刚发言的时候,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都在批判这17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党和中央难道就真的无所作为吗?第二个问题是,这17年间是谁领导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第三个问题则与商品经济有关,计划固然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没有商品、货币,将如何进行经济活动?

在王国刚提出这三个问题后,会议讨论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大家纷纷开始讲述17年来的成就和成功经验。这件事也让他给福建师大的校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后,他便被点名过去上学,人生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77年,与“坚持”和“追求”相关。“我到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系报到,再次进入学校的大门,成为1976级的一名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我将尽可能多的时间集中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既包括《剩余价值理论》,也包括的《国富论》《赋税原理》《经济学》等著作。”

王国刚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挤时间学习,节假日和寒暑假,甚至平日午休时间都基本泡在教室或图书馆。他给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每个星期要争取60小时的读书时间。他牢记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句话,“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也牢记着毛泽东说的另一句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1979年,王国刚留校,开始教学科研,并在1981年以福建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福建师大政教系的经济学研究生。随后的3年间,他勤于动笔。1983年,王国刚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随后,又在《福建论坛》上发表了《利润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等文章;到1984年底,王国刚已发表6篇文章,由此,他迈上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台阶。1985年王国刚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术征程。

学以致用,实践寻得真道

全国第一本系统、全面讨论股份经济学的教科书——王国刚编著的《股份经济学教程》

王国刚始终坚持科研应贯穿三大逻辑,实践逻辑永远是第一位,理论逻辑和技术逻辑必须服从于实践逻辑“金融乃致用之学”。不知天下之事,何以论何为“道”?

在人民大学读博期间,王国刚真正进入了经济学研究之门。他逐步理解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相关理论的实践含义,开始注重专业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培养,养成了从假设条件出发看文章著作、从调整假设条件出发思考相关问题的思维习惯,走出了“书呆子”的困惑之境。

1988年7月,王国刚毕业,到南京大学教书。在南京大学的6年多教学科研时间,他开设了《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管理学》《货币银行学》《资本论》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中,王国刚编著的名为《股份经济学教程》的绿皮书尤有意义,它是全国第一本系统、全面讨论股份经济学的教科书,他也成为中国最早推进股份制的学者之一。1992年初,王国刚破格晋升,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1990年12月19日,黄埔江畔一声锣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王国刚的命运也因此而转折。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成为一个热议的主题,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和发股上市成为江苏省和南京市改革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

王国刚先后参与了熊猫集团、南京新百、红豆集团、二纺机多家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设计和论证工作,给南京市政府和相关企业做了几十场股份经济专题报告,参与指导了江苏省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工作。“市场经济是一个宏大的海洋,我们对其知之甚少。虽然西方经济学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原理,但国情不同,差别也很大。也为了证明从事教学科研的老师们也有着较强的动手能力,我产生了下海试水的念头。”

在创办江苏兴达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江苏兴达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成功之后,1993年,王国刚受时任华夏证券总经理邵淳的邀请,再次入京,来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挂职锻炼一年。

华夏证券是中国三大老牌券商之一,在挂职公司副总裁期间,王国刚负责发行部、交易部、基金部和国际部等业务部门的工作,主持和参加了青岛海尔、大连大冷、江苏春兰、贵州凯涤等诸多公司的股份制改制、股票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指导了股票自营操作;主持了东四证券营业部的内部管理整顿,指导了深圳证券营业部、南京证券营业部等的设立。

“华夏证券期间我没有发表文章,为什么?通过这些实践,使我深深感到了教科书知识与实践要求的脱节和差距,尤其是教科书中的一些原理不仅不符合实践机制,而且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要求也是不一致的。比如,中国股票市场初期尽管有不规范但得先发展;比如当时的公司治理,是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还是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争论等。”

在华夏证券挂职锻炼一年很快过去,实践让王国刚认识到,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通过不断试错中探索出的结果,在中国改革发展中需要根据国情进行理论探讨、凝聚共识才能实践;与理论原则相比,在经济发展中体制机制、操作路径、法治环境乃至政策的包容度等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时,王国刚开始思考从南京调到北京工作的事宜。“其一,通过这段时间的社会实践,我决定将日后的研究重心从企业运行机制转向金融运行;其二,中国大量的经济信息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北京首都这个地方,才能通过各种场合去听、去交流、去体会一手的信息。”王国刚道出了当时的想法。

参与了中信证养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后,1994年,王国刚正式调入了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漫漫求索,经世济民之道

“为什么选择社科院?是因为我认为研究大致上可分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务研究三种类型,政策研究既需要有理论指导又需要了解实务,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大趋势,有许多结合国情的理论必须在充分了解实践状况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政策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如果我的研究成果有一项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它将使得众多企业和居民受益。”王国刚说。

在王国刚看来,由于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以“自然”方式走过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在中国体制机制改革中需要先进行理论探索研究、凝聚共识才可能转化为政策制度和实践活动,所以,有着大量的新课题需要进行学理性探讨,由此,形成中国资本市场理论体系。在科研探讨中,王国刚始终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见解,并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每一个重要的大事件。

从1993年到2012年,王国刚参加了第一部《公司法》、第一部《信托法》、第一部《证券法》、第一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研讨工作。他提出:股份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基本形式,应通过企业改制来强化约束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国有资产管理重心应从企业管理转向资产总量管理;应加速资本市场发展,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中国资本市场应建立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机制,变审批制为注册制等重要的新认识、新观点。

尤其在“创业板的诞生”、“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股权分置改革”这四件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大事中,王国刚的名字一定要提。

王国刚回忆道:“1998年,我们承接了国务院交办、国家科技部邓楠主持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机制研究》项目,金融中心由李扬挂帅、王松奇负责创业公司及其机制设计,我负责创业板市场设计。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起草了科技部等七部委文件《关于建立我国科技创业投资机制的请示》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就在讲,因为我们干的名称是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创业机制,与这个相对应的当然是创业板市场,创业板的名字由此诞生。”媒体也因此誉他为“创业板之父”。

同在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王国刚提出和论证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现已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的规范用语;而《四问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中国基金业的经典性文献并成为2000年揭露基金黑幕的主要理论根据;获得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股市公共性: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推动了2005年中国股市的一次重生。

2002年美国爆发了安然等公司丑闻,王国刚在《华尔街的堕落》一书“序”中写道:财务造假只是一种“术”,不是“道”,虽能得逞一时,但终将不能步入“正道”;在几百年的近代历史发展中,能够在市场竞争中长久取胜的企业是那些遵规守道者。“术”者,伎俩也,“道”者,机理也。

2007年以后,王国刚重心转到研究货币市场、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方面研究的重心转向债券。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工作10多年来,王国刚的科研视野涉及资本市场理论和实务、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金融运行理论和实务、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信托机制和金融租货等方面,发表了12部著作和450多篇论文,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招标课题、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和其他课题80多项,获得了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科院优秀信息奖等30多项,可谓硕果累累。

在王国刚看来,寻道者犹如夜行者,既有在黑暗中前行的辛劳,也有论道以启发乃至教诲他人的重任;寻道者在艰苦努力中探索,不仅需要了解相关各方面的前人之说,也不仅需要知晓本国国情和他国实践状况,而且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黑暗和茫然中推陈出新,寻求光明之道;寻道者需要扎实严道的态度,浅尝辄止、感情用事、哗众取宠、人云亦云均不可取,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更是在禁止之列。

“作为寻道人,以中国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推进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则是我们的历史革命。服务于实践、创造中国金融理论、做好思想库智团,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的追求、我们的精神。”王国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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